[新聞] 一個岡山人的“左統”之路陳明忠

本帖最後由 deathcore 於 2010-4-20 12:36 編輯

陳明忠先生，1929年出生於高雄岡山一個大地主家庭。日據末期，考上高雄中學，因在學期間備受日本同學欺淩，才意識到自己是中國人，開始“抗日”。畢業後服役，被迫構築工事，因脫逃，曾遭關押。光復後，就讀台中農學院（中興大學前身）。“二二八”事變期間，加入起義隊伍，並參加謝雪紅二七部隊的敢死隊，在埔裏的烏欄橋戰役中最後一人離開戰場。

1950年白色恐怖期間被捕，判刑10年。1960年出獄後，因其優異的化學知識，曾到制藥廠工作，後升任廠長。1976年再度被捕，被控接受中國共產黨命令，在台陰謀叛亂。獄中備受酷刑，堅不屈服。經海外保釣學生及其它特赦組織大力營救，終由死刑改判為15年徒刑，1987年保外就醫。陳先生與林書揚先生（被關34年7個月），為目前台灣“左統派”（左派+統派）中最受尊敬的兩位前輩。

國民黨來台接收大失民心之後，台灣的反國民黨力量主要是向左轉，支持當時處於內戰中的共產黨。50年代的白色恐怖統治，目標就是要清除島內這一反抗力量。這些左派，大約1/3被槍斃，2/3被關押，主要的精英很少倖存。被關押的左派，出獄以後成為被遺忘的一群，生活在茫茫黑夜之中，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成了問題。1987年陳先生第二次出獄之後，他們組織了“台灣政治受難者互助會”，然而其時台獨勢力業已成形，他們無法再有影響力。後來，他們組織了“中國統一聯盟”（聯合一些非左翼的民族主義者）及“勞動黨”，也很少產生作用。

這批老左派的難題之一是，他們很難流暢地表達自己的看法。除了必須努力瞭解他們在獄中時外面所發生的變化之外，他們的語言表達也大有困難。他們大半接受日語教育，在年富力強有機會全力學習中文時，卻關在獄中至少10年，喪失了最好的學習機會。他們最知名的代表，林書揚先生和陳明忠先生，可以講國語、寫中文，但他們的國語發音跟中文風格都和一般人有差距。長期以來，很少人瞭解他們的想法，他們也有強烈的無力感。

下面的訪談是50年代反國民黨左派一次非常完整的觀點表達，涉及台灣、現代中國、社會主義的許多重要議題，充分表達了像陳先生這種老一輩左統派革命者的觀點，可供其他人參照、思考、討論，應該說有其深遠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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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0-4-19 12:15 | 只看該作者

訪陳明忠談「二二八」

台灣人對光復有不同的態度

問︰台灣光復時，台灣人民的反應如何？

答︰首先我必須強調的是，所謂台灣人，並不是同「質」的。台灣人當中，有欺負人的，也有被欺負的人；有富人，也有窮人。我們大致上可以把台灣人分為「有財有權」、「有財無權」和「無財無權」的三種。這三種人之間，由於利害關係不同，互相之間並不是和諧的，甚至有時候還是相當敵對的。因此我對時下流行的所謂「全民政黨」「兩千萬人命運共同體」等等忽視這種差異性的說法無法贊同。

由於有這種利害關係的不同，同樣是台灣人，對光復的反應就有所不同。例如，日據時代屬於「有財有權」（雖然他們的「權」是日本人所施捨的，因此不可能太大）的人，如鹿港的辜振甫或被封為貴族院議員的許丙、簡朗山等人自然反對光復，因此他們和日本軍官勾結，搞台灣獨立。又如林獻堂、蔡培火等地主士紳，本來是屬於「有財無權」的人。他們為了爭取分享政「權」而抗日，組織文化協會。但後來受到「無財無權」的中下層台灣人的要求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壓力之後，逐漸走向妥協之路，在「地方自治聯盟」時期已顯然變質，最後在日據時代後期則積極參與「皇民化運動」。所以這些人對光復是心存觀望的，看看是否能夠光復後得到利益。例如林獻堂等人創辦「大公企業公司」，期望接管糖業公司。至於「無財無權」的大多數台灣人民，則因在政治上、經濟上以及社會上都遭日本人的欺壓，因此這些人是絕對歡迎光復的。所以，整體看來，台灣人民因各屬於不同的階級，對光復的態度也有所不同。

二二八是統治者欺壓被統治者

問︰不過，依當時台灣人民對中國大陸有限的認識，光復初期的熱切期待與後來親身經歷國民政府的高壓統治有很大的差距，這是否是導致「二二八」發生的主因？

答︰是的！當時人民對光復後國民政府的表現十分失望，但是由於各人的視野不同，對「二二八」也就有不同的理解。當時我們透過大陸來的雜誌如『觀察』等刊物發現︰國民黨的接收人員不僅對台灣如此，對其他包括東北在內的淪陷區的人民也都是如此的，他們把曾經生活在日本統治下的人民都當成漢奸，不分官方的或民方的財產，拚命接收，因此人民把這些貪婪、腐敗的國民黨接收人員的行為謔稱為「五子登科」（金子、銀子、車子、房子、料子）。這不是台灣個別的現象，在此我們只能認為「二二八」是統治階級欺壓被統治階級，而不是外省人欺壓本省人。否則的話，國民黨對東北人民的行為就是外省人欺壓外省人了。「二二八」必須放在全中國的格局看待才有意義，目前有許多人說「二二八」是台獨運動的起點。我認為這是以省籍觀點來混淆階級觀點（統治與被統治）的，也是把視野局限在台灣的結果。

由於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兩岸之間還能自由來往，當時的知識青年不僅瞭解台灣，也瞭解大陸的情形。因此「二二八」之後大批知識青年對「白色祖國」失望，因而傾向「紅色祖國」。這便是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時期，大批左傾青年被捕殺的原因，而國民黨也由於其暴政，終於失去了大陸的政權。

我以為我是日本人

問︰那麼您個人對光復的心情如何？

答︰我在高雄岡山的鄉下唸小學時以為自己是日本人，因為老師是這麼教育我們的，因此如果有人問我「將來要幹什麼？」我都會回答︰「陸軍上將！」到了進入高雄中學後被日本同學罵「清國奴」時感到莫名其妙；又有一次我和一個日本同學打架打贏了，卻遭受十幾個日本同學回打。他們說：「台灣人可以和內地人（即日本人）打架，但不能打贏。」我更感到茫然；加上雄中每學期的成績分數對台灣學生都有嚴重的歧視，這才使我慢慢地醒悟到原來我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人。

到了我十五歲時，看了一本周佛海寫的有關三民主義的書（日人犬養健翻譯，巖波書店的巖波新書之一），有關民權民生主義的部分看不太懂，但有關民族主義則認為講得很對，因為自己有被壓迫切身感受，這和當時被視為「三腳仔」（日本「走狗」之意）的台灣人同學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很快的接受民族主義的觀念。後來一位從大陸作戰歸來的日本教官口中聽到對中國軍隊的觀感，他認為中國軍隊有相當強的戰鬥力，並非一般報紙所描敘的不堪一擊，他又說世界上最強的是日本，第二強的大概是中國了！我們聽了都很高興，都認為中國很偉大，民族主義思想更加根深柢固。

由於我有被日本人欺侮的切身之痛，因此台灣光復時高興的不得了，但看到國民黨腐敗的表現，由極高的期望一下子掉到絕望的谷底，於是「二二八」我也提槍上陣。

問︰當時外省人在「二二八」的處境如何？

答︰這因對像而有不同，如果是貪官污吏則人人喊打，如果是一些好人如當時很多老師，都受到人民的尊敬（他們之中，似乎不少人是左傾的），因此「二二八」發生時，台灣人民都會伸出援手。不僅如此，有些外省人士同情「二二八」，暗中支援「二二八」，我本身便照顧過母校台中農學院的院長，他在東京大學畢業後曾在上海勞動大學任過教，平時對學生也很好，因此「二二八」發生時，我就帶他到學生宿舍保護，後來國民黨要通緝我時便是他出面營救。當然那時屬於統治階級的大都為外省人，因此許多不屬於統治階級的無辜外省人也被波及。

參加「二七部隊」作戰

問︰「二二八」發生時你如何參加「二七部隊」？

答︰「二二八」時，台中開市民大會、到警察局搶武器我都有參加，但當時一般人都說「二七部隊」是「紅的」，因此台中農學院、台中一中的學生並沒有參加「二七部隊」，一直到「二七部隊」撤退到埔裡時我才參加。當時為什麼要去埔里？因那時我聽說高雄打敗仗，便和幾個高雄籍的同學決定回去，但人數太少，便想到霧社請求原住民青年協助，他們答應了，但必須解決交通問題，於是到區公所找張文環區長商借，但沒有借到，後來碰到謝雪紅，協助她處理剛從台中搬來的蚊帳、襪子等（謝雪紅準備將其賣出後當軍資金），稍後我自己回到台中看到整條街路沒人走，充滿了恐怖氣氛，因此連忙帶槍到埔裡和「二七部隊」會合。

在夜襲日月潭戰役中我擔任突擊隊長，受周明（古瑞雲）指揮。翌朝回到鳥牛欄橋上的陣地。不久國民黨軍隊就攻過去了。我們打到下午四點鐘左右時，我受了傷，那時才知道原來我們已被三面包圍，因此開始撤退。記得開始打仗時我們這一邊的山上共有十二人，但撤退時只剩下五人，逃回埔裡時發現已經都沒有人了，於是想逃到霧社。在途中經過眉溪時看到一處派出所，在打敗戰又受過傷的氣憤下，臨時起意攻打派出所，駐警人員慌忙逃逸，他們向上呈報說有五、六十個人攻打警察局，實際上只有我們五個人而已。

到達霧社後住在鄉長家裏（鄉長是我原住民學長），但那時副鄉長是平地人，他為了爭取權力而向政府密告鄉長包庇我，準備加以逮捕，我於是又趕緊逃走，後來我才知道台中的『和平日報』報導「陳明忠帶領五、六十人攻打眉溪派出所」準備要通緝我，我便一直藏著。到「二二八」平定後，農學院院長私下派人告訴我說，他和陳儀有些親戚關係，他哥哥在南京中央政府當大官，他可以營救我。於是他找了一個教授帶我到二十一師新聞處少將辦公室，挨了一頓罵就算了事。

但事情並未結束，一九五○年「白色恐怖」時期我被捉起來，其理由是「參加叛亂組織」，也就是因參加「二二八」而引起的，我問他們︰「政府遷台後不是已經決定對『二二八』不再處理？」他們說︰「是的，但你是危險分子。」原來「二二八」時憲兵隊已經把我列入黑名單中，我因此被判刑十年。

「二二八」不是共產黨發動而是介入

問︰「二二八」如何進行善後？

答︰在大逮捕的時後我躲在山上並不清楚，後來在一九五○年軍法處遇到很多被捕人士，才曉得很多人參加地下組織，據說那時候的地下組織有一百多個，有人說「二二八」是共產黨發動的，其實不對，應該說是共產黨趁機會加以利用的，如在台北圍繞在王添燈左右的蘇新等人，吳克泰、周新、廖瑞發、陳炳基等人以及台中的謝雪紅等都是原來台共分子或地下黨員，也就是說原台共幹部以及地下黨員介入了這次機會。

問︰但是古瑞雲曾說過「二七部隊」的武裝力量大多是群眾自發性組織起來的。

答︰這沒有錯，但主要的部隊，如台中師範隊、台中商業學校隊、建國工藝學校隊的幹部都和地下組織有關，然後再與群眾組織結合，這些群眾是比較不怕「紅的」。

問︰第一次入獄是因「二二八」，第二次入獄的原因與經過為何？

答︰當時我和黃順興等黨外人士經常有所往來。當我們在議論政治、批評國民黨時，黃順興的小女兒往往在場。後來她由日本赴大陸，回台灣被國民黨查出而給捉了起來，她受過疲勞審問，而無法忍受後，供出︰因為受到我的影響才想去大陸看一看，說我策動她父親去大陸。但我一直把她當做小孩看，不可能對她講過什麼話，也不知道她要去大陸。後來國民黨查出我曾參加「二二八」而坐過牢的背景，因而懷疑我和黨外人士往來的動機，於是在一九七六年再度入獄。原來是判處死刑，後來國際特赦組織出面營救，許多在美國的留學生也為我的案子而示威遊行，而且在美國幾個得過諾貝爾獎的學者和一些教授在『紐約時報』刊出全版廣告，呼籲「釋放陳明忠」，國民黨在顧忌下才改判我十五年。

選擇性的平反是另一種特權

問︰您是否認識現在還留在北京的「二二八」當事人？

答︰我只認識周明（古瑞雲），因為夜襲日月潭時，我受過他的指揮，我參加「二二八」時只有十八歲，不可能認識那些人，因為他們的年紀都比我大，他們的名字，都是在書報上看到的。

問︰那您以為是否應該讓他們回來台灣？

答︰當然應該，「二二八」本來就是國民黨的錯誤政策造成的，不能歸咎於他們。由於這是國民黨在戰後對淪陷區人民一貫的態度，因此國民黨不僅該向台灣人民，也該向全中國人民道歉！

問︰今天政府如何處理「二二八」較為妥當？

答︰除了向人民道歉外，你還能要他幹什麼？

問︰一般人提出平反、賠償等：：

答︰該賠償誰呢？還活著的人固然應賠償，但更多無名的受難者又該怎麼辦？如果是針對有名氣的受害人作賠償，那是不公平的。就像國民黨為「美麗島事件」政治犯平反，這只不過是針對幾個特定的明星政治犯所作的表態而已，這就造成了另一種形式的特權。雖然我本身是去年政治犯復權名單中的一員，和我同案的人卻未復權，所以要平反就必須全面性的平反才公平。但最好的作法是國民黨自己進行改革，對老百姓好一點也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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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0-4-19 12:21 | 只看該作者

本帖最後由 deathcore 於 2010-4-19 12:40 編輯

陳明忠：228爭民主無關台獨

【前言】
陳明忠，日據下高雄岡山一個地主的兒子；小時候，他最大的志願是當一個騎白馬的日軍上將；可他後來卻發現：原來自己並不是一個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蔑視的「清國奴」。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就讀台中農學院的他，參加了謝雪紅領導的「台灣民主聯軍」，擔任突擊隊隊長，實際參加了戰鬥。亂平之後的整肅期間，因為曾受他保護的大陸來的周進三院長出面營救，倖免於難。
但是，事情並未就此了結。

一九五０年九月，白色恐怖的風暴襲擊全島時，他的「二．二八」老帳又被拿出來翻算，並被戴上「紅帽子」，處刑十年……
我也是可恨的壓迫者

長久以來，少年陳明忠一直對班上一些被「皇民化」的同學處處拍日本人馬屁的卑屈態度感到難過、痛苦。尤其在自己有了民族意識之後，更是對那些同學們喪失尊嚴的言行表現感到相當不滿。他也因此認識到，被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事實上有三種：第一種是敢於反日的少數人；另一種則是做日本人走狗的「三腳仔」；而大多數的人都是心裡反日卻不敢表現出來。
因為這樣的體認，少年陳明忠才反省到，家裡的佃農對待他的態度，也和那些皇民化的台灣人對待日本人的態度一樣。從前，他一直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可思想上有了轉變後的他就開始去想：「怎麼會這樣呢？」後來，他終於弄明白了。原來，在當時工業不是很發達的台灣，一般人的生存主要是靠農業勞動；佃農們一旦沒有土地耕作，根本就無法生存下去；因為這樣，他們對待地主和地主的家屬自然就非常客氣、謙卑。而佃農對待他的態度和皇民化的台灣人對待日本人的態度看似完全一樣的現象隨即使他猛然察覺：原來我在政治上雖然和其它台灣人一樣受到日本人的欺負，但在經濟上，從佃農的立場來看，我跟我所痛恨的日本統治者一樣，也是個可恨的壓迫者啊。於是他對自己所屬的地主階級的身份開始感到不滿。他認為既然自己不願意被人欺負，也就不該去欺負別人。因此，除了民族意識外，在他的思想中自覺地產生了素樸的階級的意識，也就有了基於不去欺負人的觀念的社會主義思想的萌芽。

少年陳明忠之所以會感受到佃農對待他的態度特殊，主要是起於每日放學回家，在路上，總會有佃農主動、恭敬地向他打招呼、問好；而且每到年節時分，他們都會將自己飼養的雞、鴨等送到他家當賀禮。他清楚地知道，這些佃農的生活其實都非常窮苦，相對地，他自己家卻是衣食無虞、應有盡有…。每次，碰到他家有婚喪喜慶時，他們也都會莫可奈何地「自動」前來幫忙。他們擔心倘若因為沒有來幫忙而被地主記上一筆，以致於將他們的土地收回、不給耕作的話，他們的生活就要馬上陷入困境了。
這樣那樣的現實生活上種種不公平的現象，終於讓少年陳明忠深刻地體會到在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是很悲哀的，而當一個佃農的悲哀卻是雙重的。他想到：儘管我家的經濟生活是富足的，可在政治上卻要受日本人欺壓，過著毫無尊嚴的生活；對一個知識份子來說，這是非常難以忍受的事實。也就因為在殖民地生活下喪失了人的「尊嚴」，我的抗日、反帝國主義的思想才會跟著滋長。同樣地，基於自己渴望獲得尊重的心理，我也應該要重視別人的尊嚴問題。因為這樣的反省，他於是有了追求「人人平等」的社會主義思想。
(本書節錄自藍博洲新書《老紅帽》，南方家園出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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